“疆域者，国之躯体也。若经络错乱，血脉不通，何以养民？”林夏指着舆地图，“南齐之弊，在于‘虚设州郡，冗官塞路’。臣请陛下‘厘疆’，省并州县，裁汰冗官。”
林夏先从淮北入手。南齐在淮北设有徐州、北徐州、南兖州三州，辖境交错，官吏互相推诿。他建议：合并北徐州入徐州，以淮河为界，治所定于彭城；南兖州移治广陵，专辖淮南诸县。
“如此，淮北防线便成一体，可集中兵力抵御北魏。”林夏解释。对于江南，他则裁撤了五个“侨置州郡”——这些州郡本是东晋时为安置北方流民设立，如今流民早已定居，侨置州郡徒增层级。如“南豫州”并入豫州，“南青州”并入青州。
最终，经林夏核查，南齐原有的二十三州被省并为十七州，三百九十五郡减至二百一十郡。每州辖郡不少于五，每郡辖县不少于三，疆界以山川河流为凭，清晰易辨。
“昔日秦始皇废分封、置郡县，为的是‘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’。”林夏道，“陛下省州郡，亦是此意。”萧衍命将新定的州郡图刻于石碑，立于太极殿侧，昭示天下。
州郡省并后，冗余官员多达数千。林夏主张“汰劣留优”：凡年逾七十、昏聩无能者，一律致仕；凡靠行贿、裙带关系上位者，罢官为民；仅留“清廉有政绩、通晓律令”者。
他还制定《官制》：州设刺史一人，掌军政；别驾从事史一人，佐刺史处理民政；郡设太守一人，县设县令一人，皆由中央任命，三年一考。“考绩以‘户口增、田野辟、盗贼息’为上，反之则降黜。”
为防止官员盘剥百姓，林夏又创“考课法”：每年由御史台派巡查使暗访各州郡，记录官员得失。“臣闻齐末吴郡太守王琨，搜刮民财百万，百姓呼为‘饿虎’。”林夏奏请将其流放交趾，“如此，官吏方知敬畏。”
对于边疆重地，如荆州、益州、广州，林夏建议设“行台”——即中央派出的临时机构，总揽军政大权。荆州行台治江陵，辖荆、雍、湘三州，防备北魏与萧齐残余势力；益州行台治成都，镇抚巴蜀；广州行台治番禺，管辖岭南及交趾。
“行台长官由陛下亲信担任，三年一换，以防专权。”林夏特别强调，“如荆州，南齐时萧颖胄、萧衍皆曾在此起兵，可见其重要。当以‘忠谨有谋’者镇之，臣举荐韦睿，其人老成持重，可当此任。”
萧衍采纳其言，命韦睿为荆州行台尚书令。韦睿到任后，修缮城防，减免赋税，荆襄一带迅速安定，成为大梁西部的屏障。
南齐末年，战乱频繁，百姓流离失所，“千里无烟，白骨露于野”。林夏深知，民心是最大的疆域：“民者，国之本也。若民不聊生，纵有坚城百万，亦如沙上之塔。”他向萧衍献上“凝民”三策：劝农桑、均赋税、修水利。
“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”林夏引用《汉书》，建议萧衍下诏“轻徭薄赋，鼓励垦荒”。规定：凡流民返乡者，免徭役三年；开垦荒地者，永为己业，五年不纳税。
他还推广“区田法”——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，在小块土地上集中施肥、灌溉，产量可比普通耕作高一倍。命农官在各州郡举办“农桑学堂”，由经验丰富的老农传授技艺。
“臣闻吴兴郡有稻田万顷，因战乱荒芜过半。”林夏道，“可派官前往，组织流民耕种，秋收后按比例分成，官府得三成，流民得七成。”萧衍依计而行，仅一年，吴兴便收获稻谷三十万斛，流民纷纷返乡。
南齐赋税混乱，有“三调”（租调、户调、丁调）之外，更有各种苛捐杂税，百姓不堪重负。林夏主张“均税”：以户为单位，按资产多少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户缴租五石、调绢三匹，中等户缴租三石、调绢二匹，下等户缴租一石、调绢一匹。
“此外，废除‘塘丁税’‘桥桁税’等杂税，严禁官吏私加摊派。”林夏特别指出，“若有官吏敢‘额外取一文钱’，许百姓赴御史台告发，查实后斩。”
为确保赋税公平，他还命各州郡“括户”——清查隐漏的户口。南齐时有许多百姓为逃避赋税，依附于豪强为“荫户”，林夏规定：豪强需将荫户交出，否则没收其一半家产。“如此，朝廷户口增加，赋税来源扩大，百姓负担也可减轻。”
江南多水，却常遭旱涝之灾。林夏奏请大修水利：在钱塘江畔加固海塘，防备海潮；在太湖流域疏通沟渠，使水流注入长江；在淮北修复芍陂（今安丰塘），灌溉万顷良田。
“芍陂是春秋时孙叔敖所修，南齐时废弃，如今若修复，淮南可成粮仓。”林夏道。萧衍命豫州刺史夏侯亶主持修复工程，征发民夫万人，历时半年完工。此后，淮南“旱则引水浸润，涝则排水归江”，亩产较前翻了一番。
他还推广“龙骨水车”，使农民灌溉效率提高十倍。“农为邦本，水利为农之本。”林夏道，“陛下重水利，便是重天下苍生。”
南齐时，北魏多次南侵，淮北之地几经易手。萧衍即位后，北魏孝文帝虽已迁都洛阳，但仍对淮南虎视眈眈。林夏认为：“治内必先安外，若边疆不稳，百姓便难安心生产。”
林夏建议在淮河沿线构筑“三重防线”：第一线以彭城、寿春为核心，修缮城池，储备粮草；第二线以钟离（今凤阳）、淮阴为枢纽，布置精兵；第三线以广陵、盱眙为后援，可随时增援。
他还注意到淮北有许多“坞堡”——百姓为自保而筑的堡垒，堡主多为地方豪强。林夏主张“联坞堡为藩篱”：对愿意归附的坞堡主，授予官职，使其率部众助守边防；对拒不归附者，则派兵剿灭。
“彭城有坞堡主陈显达，拥众数千，勇猛善战，曾与北魏交锋十数合。”林夏举荐，“可召其入朝，封为‘淮阳太守’，命其镇守彭城。”陈显达感于萧衍恩遇，果然尽心守边，北魏数年不敢近彭城。
南齐军队多为世兵制，士兵父子相承，战斗力低下。林夏建议改为“募兵制”：在各州郡招募精壮，凡身高五尺八寸以上、能挽弓三石者，皆可入伍，免除其家赋税。
他还命人改进兵器：仿制北魏的“马槊”，使骑兵冲击力增强；铸造“万钧弩”，可射穿铁甲，射程达三百步；打造“楼船”，上设拍竿，可击碎敌船。
“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器不在利而在巧。”林夏道。萧衍命韦睿、曹景宗等名将训练新军，数年之间，大梁军队“甲胄鲜明，器械精良”，战斗力远超南齐旧军。
对于北魏，林夏主张“恩威并施”。在边境开设互市，允许南北百姓交易：南朝输出丝绸、茶叶，北朝输出马匹、皮毛。“互市可使两国百姓互通有无，减少敌意。”
若北魏南下，则坚决反击。天监四年（公元505年），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军十万攻钟离，林夏建议：“钟离地势险要，可坚守待援，再派奇兵断其粮道。”萧衍依计，命韦睿、曹景宗率军救援，果然大败魏军，斩俘十万，史称“钟离之战”。
“此战之后，北魏不敢轻易南顾，边境得以安定。”林夏道，“陛下以战止战，方能为百姓争得休养生息之机。”
林夏深知，一人之智有限，帝王若闭目塞听，再好的政策也会走样。他劝萧衍：“舜有诽谤之木，禹有敢谏之鼓，故能成圣德。陛下当广开言路，使天下人皆可献策。”
林夏在宫门外设“谤木函”（意见箱），凡百姓有冤屈、有建议，皆可写成文书投入函中，由御史每日开箱奏报。“齐末有百姓状告县令贪赃，却被层层阻拦，如今有谤木函，百姓之冤可直达天听。”
一次，有谯郡百姓投书，言当地刺史强征民女为妾。萧衍见后大怒，立命将该刺史罢官，还民女归家。“若不是谤木函，朕如何得知地方如此胡为？”他对林夏道。
对于重大决策，如征伐、变法、赈灾等，林夏建议实行“集议制”：召集三公、九卿、尚书、刺史等，在朝堂上公开讨论，各抒己见，最后由皇帝裁决。
天监六年，是否要修复洛阳古城（当时在北魏境内），众臣争论不休。有人主张“趁北魏内乱，北上恢复中原”，有人认为“国力尚弱，应先安内”。林夏在集议时说：“恢复中原是太祖之志，但需待时机。如今北魏虽有内乱，然其根基未动，若轻举妄动，恐得不偿失。不如先修内政，待国力强盛，再图北伐。”萧衍采纳其言，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战争。
林夏自己便是直臣，曾多次劝谏萧衍。一次，萧衍为修建同泰寺（今南京鸡鸣寺），耗费国库百万钱，林夏直言：“陛下信佛，本为劝人向善，若因建寺而劳民伤财，则非佛之本意。”
萧衍虽好佛，但也纳其谏，削减了同泰寺的修建规模，将省下的钱用于赈灾。“季礼之言，如明镜照身，使朕知过而改。”他对左右说。
第七章成效：天下安以证正统
萧衍采纳林夏之策十年后，南齐旧疆面貌焕然一新：
•疆域稳固：十七州、二百一十郡井然有序，官吏各司其职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淮北防线坚固，北魏不敢南侵；岭南、巴蜀皆臣服，无复叛乱。
•经济复苏：户口从南齐末年的三百万增至四百八十万，粮食亩产翻番，国库充盈，“太仓之粟，足以支十年”。
•文化兴盛：太学及州郡学校培养生员数万，经学复兴，沈约、谢朓等文人辈出，史称“天监之治”。
•民心归附：百姓不再称“齐民”，而自称“梁民”，民间歌谣唱道：“萧王兴，天下平；稻米流，仓廪盈。”
一日，萧衍与林夏同登建康城的朱雀门，俯瞰江南千里沃野，炊烟袅袅，鸡犬相闻。
“季礼，十年前你说‘推演天下，当承正统’，如今看来，此言不虚。”萧衍感慨道。
林夏躬身：“此非臣之功，乃陛下之功。陛下承正统，非靠天命，而靠民心；推演天下，非靠权谋，而靠仁政。”
萧衍望着远方的钟山，轻声道：“正统者，非一家一姓之私，乃天下苍生之望。朕今日方知，所谓‘推演天下’，不过是‘顺民心、合天意’罢了。”
秋风再次吹过建康城，这一次，风中带着稻花香，带着书声，带着百姓的笑语——这，便是萧衍以林夏之策，为大梁铺就的“正统”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