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过村头小卖部，王婶往我怀里塞了箱牛奶：“春燕，别再赊账了，你工资都拖三个月了。”箱子上的生产日期是上个月，她自己孙子天天吵着要喝，她都舍不得拆。我想起上周她偷偷往我包里塞的鸡蛋，现在还在抽屉里，有个已经孵出了小绒毛——是给营养不良的丫丫留的，她的指甲盖总泛着白。
下午的阳光从墙缝里照进来，在黑板上投下细长的光带，像根金线。城里重点小学的电话又打来了，校长的声音透过电流嗡嗡响：“小陈，我们还在等你答复，月薪是你现在的五倍，还解决住房。”我看着黑板上的裂缝，孩子们正用手指顺着光带往上爬，指尖的茧子在黑板上划出沙沙声，像在抓天上的星星。
上周石头偷偷塞给我张纸条，叠成了小方块：“老师，我爸让我下学期去工地搬砖，一天能挣80块，能挣钱给你买新课本。”字迹被泪水泡得发虚，纸角都烂了。我捏着纸条去找他爸，在砖窑里找到那个满身煤灰的男人，他的指甲缝里全是黑泥，说：“春燕老师，不是我狠心，我娃读再多书，还不是得回来刨地？你看我，初中毕业，不也能挣钱吗？”他手里的砖刀闪着寒光，映出我通红的眼睛。
放学时，丫丫塞给我个布包，是用她妈妈的头巾做的，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小花。里面是17个硬币，有一毛的，有五毛的，加起来刚好两块三。“老师，我不买橡皮了，”她的冻红的鼻尖蹭着我的衣角，像只受惊的小鹿，“你用这钱买双新鞋吧，你的鞋总漏水，昨天送我回家时，袜子都湿了。”硬币上还带着她的体温，硌得我手心发烫，像揣着块烙铁。我突然想起三年前拒绝城里学校时，老校长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话，他的手像枯树枝：“春燕，我们走了，这些孩子就真的没指望了。”
深夜改作业时，台灯突然灭了——村里又断电了，这是这个月的第十五次。我摸出煤油灯，灯芯结着黑炭，火苗在风里摇晃，像个垂死的挣扎的生命。照亮石头的作业本，上面写着：“我的梦想是让陈老师住上不漏雨的房子，工资能按时发，不用再咳嗽。”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城里的表妹，背景音里有音乐和笑声：“姐，你图啥？我儿子报的钢琴班，一节课200，够你教半年书！你看你，才32岁，皱纹比我妈都多。”
灶台上的姜汤还温着，是给明天要走的小虎准备的。他爸妈要带他去城里收废品，说“读书没用”。我熬了整夜，把五年级的课本知识点抄在他的作业本上，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，扉页写着“永远不要放弃读书，知识能让你站得更高”。窗外的纸飞机被风吹到屋顶，上面的“梦想”二字在月光下泛着白，像只展翅的鸟，要飞向远方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把丫丫的17个硬币塞进她的铅笔盒。铅笔盒是个铁皮饼干盒，上面画着小熊，已经掉漆了。黑板上的《山行》还没擦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“流”字被泪水泡得发涨，笔画间渗出的水痕，像真的有瀑布从那里流下来，冲刷着我的心。我突然明白，所谓的坚守，不是不懂得外面的繁华，而是舍不得这些孩子眼里的光；所谓的伟大，不过是在无数个想放弃的瞬间，因为一句“老师”，又咬着牙坚持了下去。
三、大山里的回声
再次醒来时，阳光透过纸窗照在脸上，带着松针的清香。我摸了摸喉咙，没有砂纸的涩感，只有摄像机肩带勒出的红痕。手机在背包里震动，是报社的同事：“青山村小学的报道火了，有人捐了批图书和煤炉！”
走到学校门口，看见陈春燕正指挥孩子们搬新书。石头抱着本《百科全书》，指着飞机图片说：“老师，我的纸飞机真的飞出去了！”丫丫穿着双新棉鞋，正给煤炉添煤，火苗映得她的脸红扑扑的。
“记者同志，谢谢你。”陈春燕的棉布衬衫换了件新的，袖口还没沾粉笔灰。她递给我杯姜汤，壶底的垢没了，“城里的学校又打电话了，但我决定留下。”她指了指墙上的新奖状，是教育局发的“乡村教育贡献奖”，旁边贴着张新的纸飞机，上面写着“我们和老师一起等”。
下山时，看见孩子们在晒谷场放风筝，风筝是用我的报纸做的，上面贴着陈春燕的照片。风把他们的读书声送过来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声音在山谷里打了个转，又飘回学校，像无数个纸飞机在盘旋。
我突然明白，有些翅膀不必飞向远方。就像陈春燕的翅膀，留在大山里，却让更多的翅膀有了飞出大山的力量。那些落在她发间的粉笔灰，不是岁月的痕迹，是孩子们用梦想为她镀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