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，暂时收兵。备办了贡品，写了请罪称臣的奏章，派遣使臣带到夏王都，朝见夏桀。夏桀见了贡品和请罪奏章以后，和身边的阿谀奉承的大臣们商议，谀臣们就向桀祝贺说：“大王威震天下，谁也不敢反叛，连商侯也知罪认罪，可以不出兵征伐，安享太平”。这样夏桀就下令罢兵，仍然整天饮酒作乐。因为夏桀的昏庸，周边只剩下一些阿谀奉承、没有远见卓识之辈，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早已远离了他。
桀下令罢兵不征伐商，可是一年之后，昆吾的夏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加上对夏桀的失望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军先向商进攻。商汤率军迎战昆吾，一战而大败昆吾军，再战而杀夏伯灭昆吾，将昆吾的土地、人民并入商。最后忠于夏朝的诸侯就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，而不再朝贡，就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，但东夷的首领们对夏桀十分失望，又看到商汤的崛起，于是不听夏桀的调遣。商的大臣伊尹见灭夏的的时机成熟了，就请商汤率军征讨夏桀。
战争经过
此时夏王桀已经孤立无援。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，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。在会战开始之前，他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活动，申明自已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，目的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之中。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。商军经商汤动誓师员以后，士气大振，都表示愿意与夏军决一死战。在南亳，灭夏大军军容整齐，在商汤的俯视下，每个人通过多场的战争都精气神十足，而且都认为是秉承天意以正义伐不义，都坚信必将取得伐夏的胜利。
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，敢死队6000人，联合各方国(诸侯)军队，采取战略大迂回，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，躲过夏朝正面布置的防线，夏桀仓促率领王师应战，西出拒汤，先与商军战于蒲州（今山西省运城）一带，在蒲州战场，夏商双方的军队在主帅的统领下冲击在一起，但士气方面商军越战越勇，夏军虽然人数不低于商军，但士气不如商军，不断被商军打的节节退败，最后不得以退守鸣条。
在鸣条，夏商又发生了第二次交战，也是最终的决战，两军在鸣条交战的那一天，正赶上大雷雨的天气，商军不避雷雨，勇敢奋战，夏军受蒲州交战的影响败退不止。夏桀看着慌慌的夏兵，郁闷非常，他见兵败不可收拾，就带领五百残兵向东逃到了三朡（今山东定陶北）。三朡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，见夏桀兵败逃来，三朡君主立即接纳了夏桀，并陈兵布阵以保夏桀，并扬言要与商汤决一死战。
商汤和伊尹见夏桀投奔三朡，立即挥师东进，决定一举击败夏桀。商军和三朡军在成耳（今山东汶上北）发生了交战，结果商军凭借着越战越勇的士气及实力打败了三朡军，夺取了三朡国的宝玉和财产。夏桀见三朡又被商汤所灭，就带了五百残部继续向南逃走。
商汤和伊尹率军紧迫不放，夏桀逃到了南巢（今安徽省巢湖市），见商军紧追不舍，夏桀悲愤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很后悔，没有将汤在夏台杀掉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”，在无限的悔恨中夏桀不久病死于南巢，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以此谢幕，成就了商王朝近六百年的基业。
商汤和伊尹为了彻底消灭夏王朝的残余势力，又率军西进，很快就占领了夏都斟鄩。夏朝的亲贵大臣们都表示愿意臣服于商汤，俯首称臣。
在占领夏都斟鄩后，商汤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安抚了夏朝的臣民后，并在斟鄩举行了祭天的仪式，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有罪的桀，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。
战争影响
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至此宣告结束。战争的结果导致夏王朝灭亡，商汤建立了中国的第二个王朝——商朝。
夏朝作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，其灭亡标志着中原核心统治权的转移。商汤通过此战确立了商朝的统治地位，开启了以“天命”为核心的王朝正统观念，为后世“改朝换代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。
商汤统一了自夏王朝末年以来纷乱的中原地区，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，其势力所及，超过了夏王朝。他建立商朝后，对内减轻征敛，鼓励生产，安抚民心，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，奠定了商王朝控制区域的基础，甚至影响远至黄河上游，氐、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。商汤开启了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，使此后后来的历史变得多彩多姿。商朝建立后，推行分封制和中央集权雏形，强化对周边方国的控制，奠定了早期国家的政治框架。
商朝取代夏朝后，宗教体系从夏的祖先崇拜转向以“上帝”为核心的神权政治，甲骨文和占卜文化兴起，强化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。
“天命靡常”的思想被明确提出，为后世儒家“仁政”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（如《尚书·汤誓》中商汤以“吊民伐罪”自证合法性）。
商朝继承夏的青铜技术并进一步推广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。夏商更替并未导致大规模社会倒退，反而通过制度调整（如土地分配、奴隶制完善）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延续。
战争评价
商汤采取联合周边部族（如东夷）的策略，形成反夏联盟，开创了“以弱胜强”的军事合作模式。战争中运用心理战（如揭露夏桀暴政）和快速突袭战术，成为后世兵家重视的“伐谋”与“伐交”思想源头（如《孙子兵法》）。
鸣条之战决定了两个王朝的更迭，而决定战争的因素更应了那句话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。还有就是夏桀沉迷于享乐，没有了危机意识，在商汤不断壮大的过程中，没有及时采用有效措施进行积极应对，坐视附属国不断被灭绝。即是对商汤已经囚禁的政策下，在糖衣炮弹的影响下“放虎归山”。再有就是夏桀听信佞臣之言，杀贤臣近小人，政策不断失措，失败是必然的结果。而反观商汤，选贤任能，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在时机的把握也是极为精准，最终一战而灭夏，创建了大商王朝，也不断扩展了先民的疆域领土。
儒家视角：孔子、孟子将商汤伐桀视为“顺天应人”的正义之战，强调“汤武革命”的合法性，成为儒家“仁政”思想的典范。史书记载：《史记·殷本纪》称商汤“修德振兵”，以德政赢得民心，战争被塑造为道德胜利的象征。
鸣条之战也是商部族对夏中央权力的挑战，反映早期部族联盟的松散性与权力更替的暴力性。
鸣条之战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，其影响超越了军事胜负本身：确立了“天命转移”的王朝更替逻辑，影响后世数千年的统治合法性叙事。塑造了“以德配天”的政治伦理，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。
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王朝更替战争，鸣条之战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化象征意义，其评价始终在“道德叙事”与“权力逻辑”之间动态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