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鸡叫三遍的时候，杨一木便起了床。
他随手扯了张旧报纸，包了几沓粮票，用袋子裹好揣进怀里，准备进城。
出门的时候，又特意叮嘱老板娘，这几天他会一直住在这里，房间不用打扫，等晚上回来再一起结账。
这家旅社位于城郊结合部，属于“三不管”扯皮地带，反倒比城里安全些。老家暂时不想回，来回也不便。虽然这两年开放多了，但是做生意还是要小心，何况他这种生意……搞不好得挨枪子。
进了城，杨一木直奔城南菜场，那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地下粮票交易市场，又称“粮票黑市”。
到了那里，天色尚未大亮，朦胧的光线将周围的矮屋景物映得影影绰绰。
早到的小贩已经摆好了摊，叫卖声是肯定不会有的，毕竟这还是个“投机倒把打游击”的年代！
杨一木花了二斤粮票，在包子铺换了三两包子，匆匆吃完，又要了一杯开水喝了一点，就赶紧占好位置。
后世香港电影那句“如果那个人做事不专心，又看着你的话，他就是警察！”
如果换到杨一木的身上，那就是“如果那个人摊子前啥也没有，又看着你的话，他就是粮票贩子。”
这年头，粮票是硬通货，没有它，出门寸步难行。要是赶上红白喜事，还得去粮管所申请“周转粮证”，借粮食应急。
可借了粮食，怎么还呢？
总不能日子不过了，全家喝西北风去。于是，黑市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天慢慢地放亮，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，买菜的人也多了。
他转了一圈，看到不远处有个小伙子老神在在蹲在那儿，一声不吭，光是抽烟，看样子像是同行。
走过去一问，果然如此，又问了下价格，心里有了底。
“大姐，您是出差还是办事？我这儿有全国票和省票。”好不容易看到一位大姐在他摊前驻足不走，现在不卖瓜，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“什么价？”大姐问。
“全国票二毛三，省票一毛八。”杨一木笑着回道。
“这也太贵了！我家里头五一给儿子办喜事，要得多，一毛六行不行？行的话，给我200斤。”大姐讨价还价。
杨一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什么时候他都做起了二分钱的算计，越想越没劲。
上辈子自己回老家后，先在乡中教课，教了一年，据说误了不少弟子，被发配到校办厂，半死不活拿份工资。
校办厂主要生产粉笔套这类小玩意儿，用废纸卷成的圆筒，套在粉笔上，防止粉笔灰弄脏老师的手。
整天和一堆老娘们打交道，杨一木满心失落，整天无精打采。
生活还得继续，浑浑噩噩一直混到一九八七年。
那年他弟杨二力相了门亲，家里原指望他给出把力，可他连一千钱都拿不出，最后全靠老娘觍着脸四处求人。
为这个，二力一直抱怨他这个做大哥的不帮衬弟弟。
杨一木苦恼了好一阵子，后来才想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