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春后，雪乡的冰雪渐渐消融，黑土地露出了它最本真的颜色，山林间的溪水也开始重新欢唱。万物复苏，村子里也酝酿着一件大喜事。
这天，村长孙大哥风风火火地冲进了我的医馆，满面红光，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。
“江大夫！大喜事！俺家那臭小子，要娶媳妇儿啦！”
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从兜里掏出烟，想点上，又想起我这医馆里不让抽烟的规矩，嘿嘿笑着把烟又塞了回去，那股子按捺不住的兴奋劲儿，让他坐立不安。
“是孙磊要结婚了？”我笑着给他倒了杯热茶。孙磊是孙大哥的独子，在镇上的木材厂上班，是个壮实能干的小伙子，我见过几面，话不多，但手脚勤快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实在劲儿。
“可不是嘛！”孙大哥一拍大腿，“跟邻村林场老李家的闺女，晓燕。俩孩子自己谈的，处了快两年了，那姑娘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个好姑娘！勤快、孝顺，长得也周正！”
他口中的“晓燕”，我没什么印象，但从孙大哥那满意的神情里，已经能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
一一正在一旁看书，听到这消息，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“孙叔叔，那什么时候办喜事呀？”
“快了快了！就定在下个月初八，黄道吉日！”孙大哥说起这个，脸上又喜又愁，“就是这几天，得先刮一阵‘过门风’。”
“过门风？”一一不解地问。
“嗨，就是两家大人得先见个面，把彩礼、嫁妆、酒席这些事儿，都摆在台面上说道说道。”孙大哥解释道，“这可是头等大事，比办酒席还重要。谈得顺，皆大欢喜；谈不顺，那可是要起风波的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婚嫁的重头戏，只是在东北，这个名字“过门风”，叫得格外形象生动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整个村子都仿佛能感受到孙大哥家那股既紧张又期待的气氛。孙大姐更是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会儿找李木匠商量着要打一套新家具，一会儿又拉着村里的几个婶子，开始剪红色的窗花。
一一对剪窗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跟着学。孙大姐她们的手巧得很，一张普普通通的红纸，在剪刀下翻飞几下，就成了一对栩栩如生的龙凤，或是一个大大的“囍”字，周围还绕着石榴、牡丹，寓意着多子多福，富贵吉祥。
一一学得很认真，但她剪出来的，总带着点江南的秀气。她剪的喜鹊，尾巴格外纤长；她剪的莲花，花瓣层层叠叠，精巧有余，却少了些东北窗花那种饱满、大气的感觉。
“傻丫头，”孙大姐笑着指点她，“咱这儿的窗花，得剪得满满当当的，不能留太多空。这叫‘福气满堂’，日子才能过得实实在在，不漏空儿。”
一一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红纸。她想起了在安渡镇时，林墨送她的那把团扇，上面的画，讲究的是留白，是意境。而在这里，幸福却是被定义为一种沉甸甸的、不留空隙的“满”。
她开始尝试着改变，剪刀下的线条变得更粗犷，图案也更紧凑。当她终于剪出一个像模像样的、胖乎乎的“福”字时，孙大姐满意地拍了拍她的头。
“这就对喽！咱这儿的喜事，就得这么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！”
一一举着那个红色的“福”字，对着阳光看。阳光透过剪纸的缝隙，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她忽然觉得，这种“满”，或许就是一种最直接、最踏实的安全感。它不像江南的烟雨，朦胧而易逝，它就像这黑土地本身，厚重，温暖，承载着最朴素的期盼。
“过门风”刮得很顺利。据说那天，孙大哥和未来的亲家公喝得酩酊大醉，拍着桌子称兄道弟，把婚事的所有细节都定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