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从进在草原上，与鞑靼诸部盟誓，相约太平，为表诚意，鞑靼头人，或献女，或献牛羊。
鞑靼这么识趣，陈从进对这些礼物，悉数收取，并回赠绢帛，金银器等物。
鞑靼草原上的蕃部，说实在的，陈从进也无法控制，目前只能是合作关系，毕竟，当地并无城市，没法派官，驻军。
没有城池，也就没有了统治基础，对于这些人，陈从进也只能用合作的关系，来牵制，羁縻。
农耕，游牧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对于草原，并非是将汉人迁移至草原，便能长久的统治下去。
农耕社会，对降雨量的要求，是十分严苛的，老天爷要是不下雨，这粮食就会绝收。
所以，越过了长城以北，想要活下去的话，就必须游牧化，而一旦游牧化之后，就意味着汉地的人际，家庭方式，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。
从文化上来看，只要生活方式游牧化了，那就不再是汉人了，第一代的人也许还有点汉族的记忆，到第二代，第三代就会变成了突厥，回鹘人了。
而同样的道理，回鹘，突厥迁移至汉地，变成了农耕文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代两代之后，这些人很容易就被同化为汉人了。
当然，说这些有些远了，陈从进若是想要真正意义的统治草原，那就必须得驻军。
但是此时的陈从进，目的是想要取草原的人力，物力进行争霸中原，而非投入巨大的财力，来维持草原上的统治。
陈从进能控制契丹，奚部，那是因为这些地方，还有一些农耕的基础，但即便如此，对于奚部，契丹，陈从进的统治力度，也不如幽州本土来的坚固。
而即便是花大力气，在草原上建设城池，其辐射范围，也只能是在城池的周围，因为游牧的生活高度流动化，逃避征税太容易了。
因此，驻军的大部分钱粮，都必须从汉地运输，在草原上，也设立不了官僚机制，没有大规模的官僚，收税制度，也就成了空话。
所以，陈从进目前所能采用的，也只能是笼络鞑靼上层，借助他们的力量，层层统治，即便是这种机制很不牢靠，但也比直接深入统治草原，要简单的多。
陈从进也知道，即便是自己和鞑靼诸部头人的关系搞的非常好，让这些人心服口服的臣服自己，那这样的统治机制，也很难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，也许只能由他始，由他而终。
在唐末这个时间段，其实草原诸部还算是听话的，至少朝廷有调令，这些人可能会拖延，也会出工不出力，但是至少在明面上，还没有哪个部落敢明目张胆的反对。
所以，陈从进和这些部落会盟，谈判时，都是打着大唐武清郡王的旗号，在中原，大唐的威望已经没多少了，但在草原上，大唐的虎皮还能用一用。
至五月初，陈从进结束了鞑靼草原之行，率军回返幽州。
这一战，虽然没打仗，但是收获却是挺多的，大同，雁门二镇，被自己纳入麾下，振武军臣服，鞑靼诸部也在名义上臣服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