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两点，来到县医院，大夫立马就安排住院。
很快，大夫对站在病房的我花妗子、王妗子说，我凤蕊姐发烧太厉害了，右眼化脓，眼珠子都烧没了，已经失明，并应尽快手术摘除。
我花妗子、王妗子、我老娘、广晴姨听闻大夫的话，忍不住搂着哭起来，但又能怎样呢，只有按照大夫的诊断意见办。
在她两岁这一年，我凤蕊姐右眼摘除，只有左眼慢慢恢复了视力，这是她一辈子的痛。为此，我王妗子、凤桐姐不止一次说过。
不论怎样，凤蕊姐总算是保住了命，而同样得病的广存舅则没有挺过来，在他两岁的时候不幸夭折。而整个人和村，不只是我广存舅、马家的妮子，还有王家的孩子，都在这一场瘟疫中夭折。
我二姥娘生过三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我应该叫作三舅的广存舅，在两岁的时候夭折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上小学时，还有医院的大夫集中到学校给学生接种的片段，农村还叫点花花，每到此时，对农村的孩子们来说，都要兴奋好几天。
在后来的记忆里，我王妗子有三个闺女、两个儿子，其实，我王妗子还有一个闺女，比凤蕊姐小三岁，小名小松，在她刚刚上学的时候夭折。
我老娘说，那时候，农村流行白喉病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，也是发热、头疼、恶心，而这一次，我凤蕊姐又不幸被传染。
因为发烧厉害，凤蕊姐就躺在床上养病，毕竟还是孩子，家里给她冲了糖水，放在床前让她喝。
小松姐活泼好动，放学回家后就过来看看姐姐，忍不住就抿了一口放在那里的糖水。很快，小松姐不幸被传染，又是很快，经抢救无效后，小松姐竟然又是夭折。小松姐被放在一个簸篮里，送了出去。
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农村经常有流行病发生，印象最深刻的，一个是肚子里有虫，拉大便时能排出来，学校会定时给孩子吃打虫子的药，每到集体吃药、打针时，学校都像节日一样。印象中，那是一种黄白色的带着点甜味的宝塔状的糖，有打虫的疗效。还有就是发疟子，就是疟疾，小学时的我就发作过几次，也没记得吃药，更谈不上打针，大多挺一挺就过来了。记忆中，全身发烧，昏昏沉沉、迷迷糊糊，顶多家里大人去卫生室拿两片药来给吃。
记忆中，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烧，烧得昏昏沉沉，刘老师便喊来我姨，我姨便背着我去往大队赤脚医生家里，刘老师也跟着。走到赤脚医生家里，要给我打针，我迷迷糊糊中还怕针疼，就拼命往床的里面躲闪着，我姨就伸着手拉我，我哭叫着挣扎着。那一次疟疾，我的印象最深刻，虽然在儿时几乎每年我都要来上那么一两场疟疾。想起来，那时的我也真是皮，还在穿着棉袄，水坑里藕牙才刚露出来时，我就敢下水。深秋时节，已经穿上了薄袄，西关坑里的水已经很凉，即便看见有莲蓬，也没有人敢下水了，但我却偏偏不畏严寒，敢下水去够莲蓬，那时的我的确硬气，这也是我每年都要打摆子的原因吧。
1954年这一年，我二姥爷去世、广存舅夭折，到1960年时，一年内，先后我姥爷去世，六全姨、小松姐夭折，短短六七年的时间，袁家频遭磨难。在接连痛失亲人后，一向好说好动的我三舅也是忍不住，曾经发过牢骚，这解放了也不一定家家能过上好日子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肯定还有老袁家土地数顷、骡马成群的盛景，而解放后的苦难生活，失去几位亲人的痛苦，使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这也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最主要原因。
197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，天色阴沉沉的，我二姥娘从外面回来，看见堂屋门前放着一个粪箕子，而粪箕子里则躺着我三表哥瑞铭哥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此时，我瑞铭哥已经七岁，但一向身体瘦弱，躺在一个大粪箕子里，越发显得瘦小。
我老娘说，我泽哥在老袁家是长子，泽哥出生时老袁家欢天喜地，从小泽哥就受宠，接着我米妗子又生了二表哥，再到我三表哥出生时，一心想要个闺女的大妗子则显得不是那么高兴，拉巴起我三表哥来也就是那么回事，我三表哥从小黑瘦。
我二姥娘掀开门帘，问道：“泽他娘，这是咋回事啊？”
我米妗子蘸一把眼角：“嗯，这还能咋样，没进的气了。”
我二姥娘怼道：“你就是磕碜三儿子，这好好的，怎么没进的气了。”
说完，我二姥娘转身出屋，从粪箕子里抱出我三表哥，赶往乡医院。到医院抓药、打针，回到家里又忙着收拾吃的。
经过几天的精心喂养、照顾，我三表哥慢慢缓过来，背起书包又上学去了。
对于这段经历，已经上学的三表哥，记忆尤为深刻，他说，要不是二奶奶，他就被用粪箕子背着埋了。
不止一次，我老娘提起这事，就是埋怨我米妗子，其实，那时的农村都是这样，没有什么条件照顾孩子，家里也没有好吃有营养的，孩子病了就是到乡卫生院拿点药，就是那样挺着，几乎家家都是那样。
多年后的一天，此时我二姥娘在大表姐凤桐家常住，也算在她家养老，从警察学校毕业后，刚刚上班的三表哥回家探亲，回家的第二天，便去看望我二姥娘。
我二姥娘看着三表哥拎来的东西说道：“俺瑞铭还知道来看我，就知道和我亲，知道我抽烟，还给我买烟，你大姐不让我抽烟。”
三表哥说道：“二奶奶，我忘了谁也不能忘您老人家，我躺在粪箕子里就剩那一口气，就等着背着把我埋了，您老人家又把我抱回来，给我治病，我的命就是您给的。”
我二姥娘嘁了一声：“那时候家家都是那样，吃不好穿不好，大人孩子有病都是一个熬，就是想着你还有一口气，再给你找医生看看，人和村的孩子还不都是那样，不声不响地人来了，慌慌张张人就走了，人的命哪有现在金贵。”
那时，已经是人民公社时代，大人白天去抓工分，晚上很多时候还要开会抓J级D争，能吃上饭就不错了，也就顾不了许多。再加上没有钱，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有病后去世，或者孩子夭亡，却变成了很正常的事。
对于曾经的苦难，我的记忆已经淡薄，我的记忆都是1970年以后，最早的记忆之一是，我倚着门框，看着邻家的二花姐、全福冒着大雪从我家的门前过，二花姐穿着一件光板袄，袄袖子少了半截，趿拉着一双大人穿过的棉鞋，她也提不上去，鞋后跟还叉开了，她没有袜子穿，脚后跟露在外面，冻得通红。那个时候的冬天，许多孩子会冻手冻脚。二花姐也没有书包，她都是在胳肢窝下夹着书，慢悠悠地走着，看见我时，会向我一笑，那时还觉得二花姐挺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