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降落在西北某地机场时，沙尘正卷过跑道。
江临风提着黑色物证箱走出舱门，风里裹着沙粒，打在脸上像细针，刺得皮肤微微发麻，耳边是风撕扯金属的尖啸。
他眯起眼，视线在黄沙中艰难推进，看见出口处站着个穿旧警服的男人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露出里面洗得泛青的衬布——是陈默。
陈默没伸手，只朝他点了下头：“尸体是牧民在干河床发现的。”他嗓音像砂纸擦过铁皮，粗粝中带着干裂的回响，“烧得只剩骨盆以上，右手小指被齐根切走——和你们华南那十七案，像得瘆人。”
江临风喉头动了动，咽下一口带着铁锈味的空气。
十七个未完成的指纹突然在眼前闪回：1996年小卖部案那枚掌心油脂异常的掌纹，指尖仿佛还能触到玻璃上的黏腻；2005年窗框上反向拖拽的指纹，像有人用尽最后力气在挣扎；2007年江边被擦除的残片……每枚都带着血的温度，在记忆里灼烧。
他握紧物证箱提手，金属扣硌得掌心生疼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：“去市局。”
越野车碾过碎石路时，江临风望着车窗外。
风卷着黄沙掠过荒废的供销社旧址，红砖墙上“发展经济”四个字只剩“展经”两笔，像道没写完的遗诏，在风中簌簌剥落。
远处，一只锈铁皮桶被风推着滚动，发出空洞的哐当声。
司机正要加速，江临风突然拍了拍前座：“停。”
他蹲在路边，沙粒钻进裤管，脚踝处传来细密的刺痒。
半截压扁的烟盒躺在荒草里，红底金字的“红双喜”被风沙磨得发暗，生产日期1995年的钢印却清晰，像被时间特意保留的印记。
烟盒边缘有细密的褶皱，是被水浸过又阴干的痕迹，内衬一道极细的划痕，像指甲反复抠过的印记，江临风指尖轻抚，触到那凹陷的纹路，仿佛有人曾一遍遍描摹着什么。
“最近这附近，还有人卖这种老牌子烟吗？”他捏着烟盒站起身，沙粒从指缝漏下去，簌簌如细雨。
陈默摇下车窗：“早绝版了。”他点了支烟，火星在风沙里忽明忽暗，烟丝燃烧的焦味混着尘土钻入鼻腔，“现在连假货都少见，我爸存的半条都锁在老木箱里。”
江临风把烟盒装进证物袋，指尖隔着塑料膜触到那道划痕。
不是随意剐蹭，是某种近乎偏执的重复动作——像在刻什么，又像在抹什么。
他望着远处被沙尘染成昏黄的天空，喉咙发紧：这不是模仿，是延续。
市局物证室的紫外线灯管闪得人眼晕，嗡鸣声低频震动，像某种老旧机器的喘息。
江临风把证物袋摊在生锈的操作台上，手机开着视频，金小霜的脸在屏幕里忽明忽暗：“用微距镜头，偏振光45度角。”她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，像从遥远年代传来，“拍颈部残留的碳化纤维。”
镜头对准尸体焦黑的脖颈，放大，再放大。
江临风屏住呼吸——纤维里缠着根极细的金属丝，螺旋状，尾端还挂着点黑色胶渍，触感仿佛曾在指尖留下过。
他猛然想起珠城祭坛墙上那台90年代的扩音器，拆开时里面盘着同样的螺旋天线，“是老式收音机的天线残件。”他低声说，声音在空荡的物证室里回荡。
金小霜在那头倒抽一口气：“南粤厂当年给职工发的广播器材，用的就是这种天线。”
当晚，江临风蹲在档案室的旧木桌前，台灯罩着层灰，把档案纸照得发黄，灯丝偶尔“噼啪”一响，像记忆的开关被触动。
90年代供销系统职工档案翻到第三本时，“赵志忠”三个字刺进眼睛：电工，负责维护各乡镇广播线路，1998年因“私拆设备卖铜”被开除。
更关键的是，档案里夹着张医院诊断书——其妻1997年在“利民小卖部”遭抢劫，头部重创致残，嫌犯在逃。
“利民小卖部？”江临风敲了敲诊断书日期，“1997年8月15日。”
陈默靠在门框上，手里端着搪瓷缸：“那店早拆了，原址现在是个废品站。”他喝了口茶，热气氤氲中，搪瓷杯壁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斑驳模糊，“赵志忠老婆被打那天，他正在十里铺接广播线，赶过去时人已经说不出话。”
江临风翻到赵志忠的入职体检表，左手中指缺失的记录让他皱眉——西北死者被切的是右手小指，部位对不上。
“老周可能知道点什么。”陈默突然说，“他以前是乡镇协警，现在在殡仪馆烧尸体。”
老周的殡仪馆在城郊，锅炉的轰鸣声里，他正用铁钩翻弄火化盘，铁钩刮过金属的刺耳声在空旷厂房中回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