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其中还有一个版面是和《重民报》辩论何为民本的文章。《重民报》一开始就是对标《大同报》的甚至有想要把《大同报》踩死的想法，米脂虽大，但却难容两方报刊。
恰好，这一期的《大同报》上刊登了一篇由刘永撰写的名为《何为民本》的文章。
这篇文章，很大程度上是刘永受徐晨的启发，再结合自己在大同工业区的亲身实践感悟而写成的。在文章里，刘永提出的核心论点是：农固然是民本之基，但工商产业同样不可忽视，亦是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他认为，一切能够增加天下财富的劳动，皆可算作民本的范畴，算是重商主义。在后世这样的观点或许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，毕竟工商在经济体系里，本就是重要的第二产业。
然而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观点却近乎大逆不道。虽说当下不少士大夫也涉足商业，可在他们内心深处，依旧严格遵循着儒家传统道德观念。
在他们眼中，商贾工匠之流，皆是败坏社会风气、干扰圣王教化的“害群之马”，犹如垃圾一般，是需要加以整治处理的。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商贾向来被视作末等之业，任何试图挑战“士农工商”这一传统阶层秩序的行为，统统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门歪道。
批驳大同社的重商理论，是重民报重要任务之一，他们也因此快速铺开，但因为太学术，重民报也难以壮大。
大同报却不同，创立之初就开始盈利，为了增加报纸销量，徐晨甚至将自己新创作的小说《英雄记-张角传》刊载于报纸之上，每期连载两千字。这一举动，使得《大同报》在整个陕北地区引发了抢购热潮。
如今，《大同报》每期刊印的数量已然超过上万份，且仍在迅猛增长。其发行范围不仅覆盖了延安府，甚至在陕西、山西等多个行省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
凭借着如此庞大的销量以及广泛的覆盖面，众多商贾都乐意在《大同报》上投放广告，每期广告费用从几十两到上百两不等。
与《大同报》盈利的状况截然不同，《重民报》如今却连连亏损。不但如此，就连读书人的文章登上《大同报》，报社还会支付稿费。
贺函甚至发现，有好几篇文章竟是重民社成员所写，却刊登在了《大同报》上。虽说这些人或许是用笔名隐藏了身份，但文章的写作风格却是难以掩饰。只是为了维护重民社内部的团结，贺函并未将此事揭露出来。
此刻，望着那红红火火的《大同报》，再瞧瞧自家这才办了几期便难以为继的《重民报》，贺函心中明白，若再不改革，重民社怕是难有出路了。
但高登却对此坚决不同意，他皱着眉头，满脸不悦道：“若是如此行事，我等与那等粗鄙不堪的《大同报》又有何分别？如此一来，那些士绅大户，哪里还会订阅咱们的报纸？”
贺函听闻，不禁鄙夷地看了高登一眼，冷笑道：“逸云兄，如今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连活下去都成问题，还顾及什么粗鄙不粗鄙之事？难不成逸云兄家中财大气粗，有足够的钱财来支援咱们这《重民报》？”